雕版印刷术源自一千余年前的隋唐时期，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绚烂。1896年荣宝斋设立“帖套作”机构，以雕版技艺印制信笺、书籍，由此逐渐发展成套版印制大幅书画作品的木版水印技艺，2006年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至今，已走过了127年。
  与一般传统雕版印刷工艺、工业化印刷技术不同，荣宝斋独有的木版水印能够呈现一般复制作品所不具备的丰富层次、笔触与细节，开辟了传播、欣赏中国绘画与书法艺术的崭新途径。每一件木版水印作品的诞生，都需经验丰富的工匠们通力合作，通过勾描、雕刻、印制、装裱等工序，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方能复现出几可乱真的木版水印作品，尽显“大国工匠”之精神。
  为纪念荣宝斋创设350周年(1672年一2022年)，我们梳理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足迹和阶段性成果，并携手国家大剧院推出此次展览，希望引发观者对传承百年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对其当代价值的思考。同时以此展现荣宝斋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做出的不懈努力。本展览结合木版水印装置、影像、体验等方式，希望能够深度展现荣宝斋木版水印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传承百年的历程，呈现出中国艺术千姿百态之样貌，表现出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今时代语境下的更多可能性。
  古人云“技进乎道”，这一门看似寻常的木版水印“手艺”，确也凝聚着荣宝斋文化内涵里的“道心”与“深趣”吧！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植被”，也是民族精神的血脉延续。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木版水印技艺是一块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它不仅被称为中国印刷术的“活化石”，更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版画起源之国的重要凭证。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作为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民族品牌，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继承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基础并加以探索与创新，不仅以活态传承的方式使其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同时也被当代版画家们逐渐借鉴于现代版画的创作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作为国家级综合艺术展示平台，国家大剧院始终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不仅上演过多场非遗戏曲演出，还于展厅内推出“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览，为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带来了多维度体验。
  此次由荣宝斋与国家大剧院携手推出的展览，展出了包括荣宝斋传统木版水印与国内当代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作品共百余件，通过采用实物展品与数字多媒体相结合的形式，不仅呈现出中国近现代百年以来木版水印发展的脉络与多元化面貌，让观众直观感受木版水印历经岁月的传承与创新；还通过运用科技为传统艺术赋能，令观众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审美精神与趣味交融碰撞后所散发出的无限魅力。

  “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也是最早运用印刷技术进行图像复制与生产的先行者。从敦煌出土的经卷文献中看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以单个佛像为单元捺印的四方连续《千佛名经》，目前有据可考最早的版画为公元九世纪金刚经扉页插图。出版物插图不仅起到图文互释作用，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图像信息载体满足审美或图解等功能性需求。
  中国雕版印刷术自隋唐便开始运用在历书、典籍及课本等出版物的刊印中，至宋已广泛应用到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并形成了官刻、寺刻和坊刻三大出版系统。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业 “光芒万丈”的鼎盛时代，其时，不论是出版物的数量或种类均达到空前水平，形成了“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的境地，产生了“冠绝群书”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彩色套印经典之作。
  19世纪西方照相石印术传入我国后，传统雕版印刷业遭遇毁灭性打击，面临技术迭代而被淘汰的绝境。上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有感于优秀传统雕版技艺消亡危机，他们与荣宝斋合作，策划组织刊印《北平笺谱》，除公开销售外，还将部分成品寄给国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以使古老的传统绝技得以存留。翌年，郑振铎委托赵万里先生从王孝慈先生手中借得初版《十竹斋笺谱》藏本，依然请荣宝斋用“饾版”和“拱花”技艺仿原件翻刻，又获极大成功。“印成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在此技艺经验积累基础上，荣宝斋开始拓展了以艺术审美为目的的书画印制新领域，1945年荣宝斋成功印制了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徐悲鸿《奔马》等作品，突破了大尺幅饾版套印的技术瓶颈。
  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的荣宝斋重获新生，在雕版印刷技艺传承发展上进行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多种资源的整合与投入，一批身怀绝技的雕版印刷匠人汇聚于此，他们在秉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守正创新，研创出一套操作流程规范的“木版水印”技术系统。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书画复制方面迎来了鼎盛期，在水墨与绢本绘画经典名作复制上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独步天下的佳境。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是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千年之集大成者，是继明万历之后的又一次巅峰。
  此次展览不仅有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历程的脉络梳理，雕版印刷材料、工具展示与勾描、刻版、印刷、装裱四个生产环节的场景再现，还精选了不同时期木版水印代表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荣宝斋木版水印宽阔多元的艺术表现力以及“尽精微，致广大”的精神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展出了代表中国木版水印最高艺术成就，刊印于1978年的绢本《韩熙载夜宴图》及 1667块印版。这是第一次将木版水印作品和相应印版合璧展出，在呈现作品精彩的同时也能让观众看到其背后复杂的技术逻辑，耗时巨大的劳动量以及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和人类智慧。
  在现当代水印木刻展览板块，我们能够看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水印木刻在不同历史语境以及技术条件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通过这样的线性贯通，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雕版印刷这一古老绝技中所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无限的艺术表现力。
  希望借此展览让我们从荣宝斋350年辉煌历程中，重新认识中华文明所拥有的伟大传统并由衷感到自豪，激发年轻学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历史担当、继承、发扬和创新，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脉生生不息，永远流传。
  经典的复现
  传统雕版印刷技艺具有出色的书画复制能力，一位欧洲著名的印刷家说：“世界上版画艺术中，如中国木刻彩色水印画一样完全依赖于印刷者对艺术品的共鸣与心领神会的，实无其他可比”。
  中国在十七世纪便刊印出《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两部“冠绝群书”的书画谱，但藉此饾版套色技术将中国传统绘画印制水平推至顶峰却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荣宝斋。“木版水印”就是那时荣宝斋根据其生产方法及特点创造出来一直沿用至今的名词。建国初，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齐白石等名家水墨作品，几可乱真。1954年荣宝斋发明了印绢上水法，攻克了绢画印制的技术难关，开创了木版水印印制绢本绘画的先河，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刷的空白，尤其是《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这四件巨幅木版水印作品先后成功问世，将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雕版印刷技艺推向了巅峰。


  传统的再造
  中国现代水印木刻是上世纪3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原创性版画艺术形式，它一方面从传统雕版木刻中汲取深厚的滋养，另一方面也吸收融合西方套色木刻以及日本彩色木版画技术，最终形成不同地域艺术风格的现代水印木刻版画，如以表现江南水乡为特色清新雅丽的江浙水印木刻，白山黑水北大荒水印木刻，富于少数民族风情四川水印木刻等。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曾对中国版画教育产生过深远影响，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黄永玉先生就来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技艺并创作了中国现代水印木刻经典之作《阿诗玛》组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也在50年代初派夏子颐、张玉忠两位教师北上荣宝斋学习并将木版水印技艺带回学校设立紫竹斋进行教学。可以说，中国现代水印木刻艺术也是千年中国雕版印刷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如今它已成为中国版画领域最具中国文化特质与内涵的艺术样式，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的文化传统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能建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形象。

  创新与未来
  2000年后，水印木刻艺术创作全面进入了当代语境，具体表现为艺术家的作品不再具有地域风情性特征，纯粹的风景或风情性的描绘作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当代社会的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外来的文化撞击所产生的深度思考与视觉呈现。艺术家开始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企望从中找到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和价值核心，重树我们的文化自信。水印版画是内生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它的功能嬗变、语言形态、技术革新、材质运用和风格演变等背后都隐藏着文化精神层面的因素。这其中既有将水印木刻当作具有传统文化因子的艺术媒介来进行观念性创作，也有探究水印版画表现极限可能性的艺术试验，还有从水印木刻材料物性出发所进行的印痕比较研究等。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更是在观念与技术上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突破，他们试图在东西方文化中找到一个支点，并在技术实现上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创作更复杂、更具有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水印木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