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舞协主席的赵汝蘅刚刚结束第四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工作不久。她缓步走到桌前坐下，口齿开合之间传出一种特有的声音。那声音中有一种经河水洗涤，并将岁月定格在其中的喑哑。这种喑哑之中又裹挟着青年时代的梦与坚韧，让她能以评委的身份，用语言继续传递芭蕾。
她继而站起来，向外走去。1972年的脚伤令此刻的步伐有些趔趄，但却无法改变她前进的意图。
“当她们飞越生日的泥土，黄昏的泥土，有一只天鹅受伤，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她已受伤，她仍在飞行。”那一天，身体里同样有河水在奔腾的海子说。
她已受伤。
她仍在飞行。
倔强的天鹅
1972年是一个在赵汝蘅的生命中无法回避的时间。那一年她因脚伤而不得不选择告别观众，告别灯光，告别舞台，无法再用自己娇小而充满力量的身体去描摹那些关于爱情、关于理想、关于坚守的中西方故事。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医生锯我的脚骨的时候，那个声音我至今难忘。他说可能我一辈子都没法回到舞台上来了。”
但作为一名芭蕾舞者，那些踩在疼痛上的起舞，那些在长年累积的汗水中凝结而成的坚韧，都让对芭蕾有着无限热情和创意的赵汝蘅无法就此放下芭蕾事业。
“尽管我全身伤痕累累，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这方面失掉了，那方面就得到了。”
1972年因伤退出舞台后，赵汝蘅选择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继续进修，在学习的时间中沉淀自己并寻找内心的平衡。在校园里徜徉的时刻让赵汝蘅越发明确自己内心的追求，她很快将自己的精力扑在为中国芭蕾舞者拨开迷雾的教学、研究以及交流事务上。就像一只受伤的天鹅，即便不能以优美的飞行来呼应同伴，也要用自己的翅膀为同伴拂去湖面的杂物。
一直到1984年，赵汝蘅遇到了芭蕾生命的转折点。
1984年，赵汝蘅作为三名带队者之一参加了日本大阪芭蕾比赛。那一次，从另一个角度参与到芭蕾比赛中来的赵汝蘅，看到了日本当地华侨对中国芭蕾事业的支持，也感受到了六名选手拿下六个奖项的自豪。那一刻开始，她学会了用旁观者的眼光去评价一个比赛中整体选手的发挥；那一刻，她不再是一个被评价者，她真正从独自舞蹈的世界中走了出来，走向了世界。
1995年，韩国光州国际芭蕾舞比赛，赵汝蘅第一次坐在了国际性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席上。“第一次当评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用，所以不爱说话，会躲着他们。慢慢我也在锻炼自己，既能听得懂别人，也能在评委会上表达自己。”饶是在语言上有所阻碍，但这丝毫不影响赵汝蘅公平对待每个国家的选手，不会对中国选手施以偏心，亦不会吝啬表达对优秀中国舞者的肯定。
坚持以实力论英雄的她在芭蕾舞评委界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口碑。从此，赵汝蘅走过远避喧闹的杰克逊，走过繁华的纽约，走过毗邻波罗的海的赫尔辛基，走过浪声温柔的瓦尔纳，走过众人嬉戏滑雪的洛桑，走过街道古朴的名古屋，她将自己的身影留在沿途每个国际芭蕾舞比赛评委席上，也将中国芭蕾的审美带到了世界不同的角落。
参与过不同国家举办的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工作后，一扇窗渐渐在赵汝蘅内心中和眼睛里打开。但她真切地感觉到，尽管中国的芭蕾舞者往往能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取得夺目的成绩，中国却始终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芭蕾舞比赛平台。
当来自窗外的光明笼罩在周身的时候，赵汝蘅知道，该是为这扇窗增添中国风景的时候了。
世界舞羽落中国
“太累了，这下忙完我要休息一下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赵汝蘅扶了扶头，她感到有些疲累。过去的一年中，为了第四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完美举办，作为主办方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艺术总监及大赛组委会副主席的赵汝蘅不断地在协调各项事务，一直未能得以喘息。正式比赛的一周时间中，她更是日夜陪伴着从世界各地飞赴而来的大赛评委，甚至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与评委们共同讨论，直到整个城市都陷入沉睡的凌晨3点。
但赵汝蘅在这种忙碌中感觉到的是一种满足的快乐：“能把创办芭蕾比赛的梦想变成现实，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在无数人背后的支持下，我成为有这样梦想的人中，很幸运的一个。而在慢慢的经营中，尤其是这次获得了百分之百的票房，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比赛真正变成了一个双向沟通的事情，我们不仅培养了演员，也培养了一批观众。”
回想起2011年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举办，一切都像在梦中，却又是的确是在那个时间里，成就了所有人心之所向的、属于中国的国家芭蕾舞比赛。那些往昔的评委经历，让赵汝蘅明白代表创新和灵感的编舞在舞蹈中的重要性；同时她也在思考着应该为这场比赛选择什么样的评委。
“我不希望仅仅是在评委的圈子里去请人。我没有想设立一个圈子，为了公平公正和提高大赛的质量，我们率先选择审美眼光高的、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整个评委团这些年里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会请当红的演员，或者在任的团长，我觉得需要这样的人来以这个年代的眼光去评价舞蹈，使评委的水平保持与时俱进。我们最开始就从评委的角度垫高了这个平台。”
从那时开始，赵汝蘅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际芭蕾舞比赛评委。在这场由她与志同道合的创办者们一手开办的比赛中，她变成了评委的评委。
当她看到编舞比赛主席谢尔盖·菲林即便眼睛受伤，几乎需要贴着文件去一点点地翻阅资料，还依然坚持在笔记本上做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当她收到古典芭蕾舞组主席胡里奥·博卡因为没有背下所有获奖选手的名字而愧疚道歉的信息；当她目睹乌里安娜·帕洛特金娜会对一个舞者的头、手位置反复与自己沟通的时候，赵汝蘅觉得自己坚持这样选择评委是对的，这些大师以他们超出艺术本身的德行，为这场比赛灌入了与众不同的灵魂。
2017年8月11日，这场为期一周的比赛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落下了帷幕。在发布会公布的获奖名单上，三个“空缺”昭示着今年大奖与金奖的继续空缺。这样的空缺也正是赵汝蘅和所有评委追求纯粹芭蕾艺术的心灵留白。
“在国内，很多比赛规定，参赛的人都要拿奖。但对我来说，比赛并非就要得到一个把奖分给多少人的结果，要根据当时比赛的水平来确定这个奖是否可以给出。正是把我们认为还不应 该颁发的奖项留下了，才显示出了比赛的真正意义。它是竞争，而不是分奖，在竞争的评判中，一定有人输有人赢。我们更注重的是他们在追求这些奖项的时候，在艺术上有何受益。”
发布会最后，一段记录每个评委过往在舞台上璀璨时刻的视频打动了台下无数的观众。在艺术总监李颜的提议下，组委会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向所有为艺术而坚守原则的评委致敬。
“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些评委也有辉煌的时刻。但今天，他们甘心坐在黑暗里给你们打分，对你们负责。我觉得这样颁发的奖项对这些舞者来说，是有含金量的。”回顾起那些大大小小的争论与表决，赵汝蘅内心涌动起一阵温馨的感觉。她有些动容，但她所描述的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呢？
目送飞翔
第四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进程中，一幅关于芭蕾舞者的人生画卷慢慢铺展开来。从开幕式第一个舞蹈交给完全业余的孩子随心跳跃，一直到最后两场芭蕾荟萃演出的明星压轴表演，赵汝蘅和所有组委会的人在画一个圆：一个从事舞蹈艺术的人从一无所知，从青涩跌撞到在编舞、训练、准备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艺术家的圆满之路。这条路、这完美的圆在赵汝蘅的心中勾画得如秋日晴空，无比清晰，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芭蕾舞者要想走向艺术的巅峰，必须谨慎对待每一步行走，因为作为现场艺术的舞蹈，来不得半点儿虚伪。
“最后的芭蕾荟萃演出中，即便是勤练多年的艺术家也难以避免出现一时脚尖没有立起来、转圈没有把握好的失误。这就证明，芭蕾永远是在追求完美、永远保持理想，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百分之百完美的艺术。但希望能达到完美，这是学习芭蕾的一种心情。”
在类似的无数次观察中，赵汝蘅也渐渐明白，想要促进芭蕾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那些已经成形的舞者，更重要的是从基础教育做起，让尽可能多的芭蕾幼苗打下坚实的舞蹈基础，让每一次跳跃都得其之美，每一次舒展都恰如其分。
“现在很多人在艺术上也唯学位论，很多人为了生活或者为了学位本身去考艺术学位，艺术的方向已经走偏了，很多时候他们的基础并不扎实。”
因此，同样作为比赛承办方晓星芭蕾艺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赵汝蘅，在七年前便开办了拂晓之星芭蕾艺术中心，于四间教室之中，为尚且年幼的小天鹅搭建一片自由飞翔的天空。
“我们不太想吃饭，吃了饭会困，跳舞状态就不好了。”来到芭蕾中心的几名特邀国际芭蕾大师在午间休息的时候，这样对赵汝蘅说。他们将会在这里呆上几天的时间，以每天五节课的高强度安排，为参加芭蕾学校夏令营的孩子们打开一扇国际之门。
仅仅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中，赵汝蘅和几位老师还在敲定下午芭蕾夏令营结业典礼的奖励名单。在其中一位老师犹疑于选择奖励四位还是五位孩子的时候，赵汝蘅帮她做了最后的决定：“不如加上那个孩子吧，我们把问题传达到，但是依然要给她鼓励。”面对孩子们，这个在国际芭蕾比赛中一向严苛公正的评委心软了下来，这个支持大奖空缺的艺术家在这里选择为更多的孩子带去坚持芭蕾的希望。
“我要退休啦。接下来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芭蕾基础教育上。我想如果我不在体制中工作之后，如果还有余热能够发挥，那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尽力。”
拂晓之星芭蕾艺术学校二楼办公区走廊中人员来来往往，不断地有人来与赵汝蘅商量不同的事情。迟迟才吃午饭的赵汝蘅早已错过了所谓的休息时间。在那些她原本可以放松的空隙中，她有些趔趄地缓步走向中间的教室。
她偷偷掀起蒙在玻璃墙外的窗帘的一角，脸贴于其上向正在练习的孩子们望去。她久久地注视着这些踮脚跳跃的未来舞者，直到站得累了，她就坐下来，坐在总是在教室门口备好的一只椅子上。
她继而拉开教室门的一条缝，望着，望着。
